都说大都市成本高，米其林全球唯一“未来工厂”偏偏选上海，答案藏在4天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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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当下，跨国公司在沪布局有了新变化。本报记者走访上海十几家跨国公司后看到，在沪总部“长出”研发功能，高端制造持续加码，在上海形成的技术与经验向全球输出……这些变化显示上海的综合优势持续释放，也折射出开放带来的活力与动能。
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即将召开，本报推出系列调查，探寻上海如何将城市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，记录高水平开放中城市与企业相互成就的新实践，也观察这座城市在全球产业与创新网络中的新定位。
一家中国车企的新能源新车上市，急需追加数万条轮胎。客户原本预计10天左右拿货，但米其林上海工厂从接单到轮胎出厂，只用了4天。这一速度，让中国车企都感到惊讶。
在人们印象中，类似轮胎这样的制造业项目很难放在上海。但米其林的“白玉兰项目”就落在上海，今年1月项目首条轮胎顺利下线。圣戈班汽车玻璃把一条总投资2.2亿元的镀膜生产线放在闵行，开利投资逾1亿元的风冷机组产线今年在宝山启用。放眼全市，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去年投产，投资约146亿元的雷克萨斯纯电动汽车及电池项目完成主体工程，罗氏、巴斯夫也在浦东新建、扩建工厂。
土地金贵、人工等各类成本都不低，跨国公司还持续在上海建新工厂、加新产线，这笔账是怎么算通的？客户的需求变了、制造的任务变了，企业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准也在改变。
孟雨涵 摄
新工厂算的是“时间账”
把新工厂建在上海，先得说服米其林集团。
作为米其林集团高端轮胎产能布局的战略投资项目，选址从全球聚焦亚洲，再聚焦中国。但即便落在中国，也有众多选择。2022年，全球及本地400多位专家参与讨论，历时18个月，集团最终拍板：放在上海。
这也成为米其林在全球唯一一个位于国际一线大都市的轮胎工厂，也是企业首个、目前唯一的“未来工厂”。目前项目已投产，将新增100万条轮胎的年产能，预计年底达产，届时上海工厂年产能将提升至950万条。
在高成本的大都市建设新产能，靠什么保持产品竞争力？
上海米其林轮胎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海燕的回答是“人和科技的结合”。新项目采用全自动生产线和全自动物流，劳动生产率更高；新增产能聚焦18—24寸高性能大尺寸轮胎，约70%产能服务新能源汽车。设备之外，能把精细流程落到每个环节的团队也是关键。工厂约100名管理者中，有38人是从一线操作岗位成长起来的。
更重要的是柔性生产能力。工厂可生产约360个规格，最小批量可做到100条；换型时间从“以小时计”缩短到“以分钟计”，常规订单交付周期从10天压到5天。
轮胎是流程型制造，需要维持一定批量，否则换型会产生很大浪费。轮胎厂向来不爱做小批量，行业里一个批次常常是1000条、3000条轮胎，但新能源车企偏偏需要小批量。
“要快、要灵活、还要好，同时成本还要可控。”朱海燕这样概括客户的要求。车企的新车上市速度快、调整车型速度快、新技术应用快，供应商就得跟上；零售商则希望备齐更多规格，但不愿库存太多，轮胎工厂也要接得住。
于是，米其林工厂的竞争力延伸到了客户的账本上：交付更快，整车厂可以少囤几周甚至一个月的轮胎，节省库存占用和资金成本；批量更小，零售商就能以更低库存提供更多品种。
第八届进博会上，观众走进米其林展台。
在制造成本之外，还有等待的成本、库存的成本、错失市场窗口的成本。贴近上海及长三角的整车企业，工厂才能把客户多变的要求迅速变成可交付的产品，这也是上海胜出的因素。
朱海燕说，集团评价一座工厂，不只比较哪家成本最低，更看它为客户和集团创造的综合价值。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也显示，75%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。当竞争从“谁更便宜”转向“谁更快、更稳、更灵活”，高成本大都市的工厂就有了新的算法。
绿色能力也在变成订单门槛。朱海燕说，越来越多车企把碳足迹、清洁能源使用比例纳入供应商评估，没有这些能力就拿不到客户。位于闵行开发区的米其林上海工厂加大绿色投入，多年前就全面使用绿电，今年更获评上海市环境绩效A级。
新产线算的是“能力账”
第一条先进光学隔热节能镀膜生产线，是放在山东青岛、广东梅州，还是上海？圣戈班汽车玻璃亚洲区总裁甘奈（Eloi Guenet）告诉记者：上海是最佳选择，项目已经启动建设。
新能源汽车玻璃面积更大，隔热镀膜玻璃需求大增。这一趋势或将持续5到10年，圣戈班汽车玻璃决定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镀膜生产能力，以提升产品竞争力。
论土地、人工和电力等硬成本，上海都不占优。让上海胜出的，是“第一条线”的特殊性。这项工艺对企业亚太区而言是全新的，从设计、采购到安装、调试、投产和维护，各团队必须紧密配合。“放在上海，我每天早上都能到现场，工业总监和整个管理团队也都能全力支持。”甘奈说，客户集中在上海及华东，当然也是重要因素。
鸟瞰闵行开发区。
上海工厂是圣戈班移动出行板块全球仅有的三家“超级工厂”之一，也是其中唯一拥有研发团队的一家。去年，汽车玻璃研发人员从圣戈班在沪综合性研发中心搬进闵行工厂，服务整个亚洲区。“过去一两周才见一次，如今每天都能见面。”
样品与量产之间，隔着工艺、良品率和稳定性。无论是新产品的量产，还是新产线的建设，都需要反复调试。而研发与制造的距离，直接影响解决问题的效率。
“研发团队要判断新材料是否可行，技术团队则要解决怎样真正造出来，把一个样品变成成千上万件产品。”甘奈认为，首次建立一种生产能力时，企业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各种未知问题。上海最适合做这件难事。
圣戈班汽车玻璃业务总监兼梅州工厂总经理刘杨举例，一款德国品牌高端车型的分区调光星空顶，夹层结构有13层，普通汽车玻璃可能只有3层。在相似的厚度里集成更多功能，良品率爬坡难度陡增，这款产品正在上海逐步爬坡。
刘杨算过一笔账：某个产品在外地可能要6个月开发时间，借助上海的技术和人才，可能3个月就能完成。这让他感到，复杂产品首次量产，与成熟产品规模化复制，对一座城市的要求并不相同。
甚至，附加值也会改变成本的占比。甘奈说，打个比方，普通挡风玻璃售价三四百元，镀膜挡风玻璃可达1000元。若人工成本同为30元，其占比就从接近10%降到3%。
一座率先摸透新工艺的工厂，价值远超自身产量。圣戈班在青岛、梅州的工厂，都是从上海派出的团队建起来的，刘杨本人就是从上海赴梅州建厂。在管理学上，这类向其他基地输出工艺、人才和管理方式的工厂，被称为“主导工厂”。
这正是“第一条线”的启示。城市的制造优势，不能只看成本，而要放到具体任务中衡量。“把制造难度较大的产品先在上海做出来、摸透工艺，再向其他基地复制。”刘杨这样解释上海的定位。
有研究发现，东部城市群的外资正呈现“转移与深耕并存”：转出的多是低端产能，高技术制造和研发型外资则在加速集聚。上海能否将人才、工程经验、协作效率转化为产品能力，是跨国公司反复权衡的关键。
新投资算的是“协同账”
空调还是空调，但客户的要求已经变了。
开利对此的感受很直接。过去，暖通空调更多服务城市化和楼宇建设，为人提供舒适环境；如今，数据中心以及半导体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，对温湿度控制、能效和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。对开利来说，来自数据中心以及高端制造的业务占比达到70%。仅今年二季度，开利全球数据中心业务订单增长超过300%。
需求变了，投入也随之改变。今年1月，开利“凤凰项目”风冷机组产线和测试实验室在宝山启用，首台机组同步下线。在企业看来，选择这里，是市场需求、制造基础与研发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上海港的集装箱堆场。 资料照片。
轮胎、玻璃、空调，都是人们熟悉的产品，但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提出的新需求，正在改变它们的技术含量和制造方式。观察一笔新投资，除了看它进入哪个行业，还要看它服务什么新需求、增加什么新能力。
多年积累的工业基础，也能让新投资产生更多效益。
建设化工工程泵工厂前，德国泵与阀门制造企业凯士比曾考察南通、常州、重庆、西安等地，最终将这笔1.5亿元的投资落在闵行的老厂区。这是凯士比全球第一座专业化工泵工厂，原本散落在多家工厂的化工泵型号归集到上海。厂区里原有一片低矮仓库，企业把仓储移到外仓，腾出近1万平方米建新工厂。
除了上海的营商环境以及人才和产业配套，企业还看中了新老工厂之间的协同。
凯士比北亚区执行总裁贺钧介绍，厂区内不同泵产品分别服务水务、工业、化工等行业，忙季淡季各不相同。新工厂建成后统筹生产，可以“熨平”淡旺季，减少人员和设备闲置，让厂区的“空工成本”从约15%降至3%以内。
“存量企业扩产，一般会优先考虑原有园区，因为厂房、土地、团队、供应链都在这里，追加投资可以摊薄既有成本。”上海地产闵虹集团董事长冯晓明说。闵行开发区约50家规模以上企业中，有17家拥有市级外资研发中心。在他看来，总部、研发和制造一起落地，就像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，这种布局相比单一工厂更不容易迁移。
闵行开发区一角。
城市的营商环境，同样进入企业的成本账。
建设“白玉兰项目”时，米其林遇到电力增容难题。根据规定，需要在原有电力设施旁再建一套同等规模的中转设施。市有关部门会同闵行区、闵行开发区与电力部门反复协商，最终改为升级既有设施：企业少投资约3000万元，少占地2000多平方米，建设期缩短约5个月。工厂南侧原本要2035年以后才修的道路，也提前到2025年建成。
工厂为客户省下几天交付时间，是企业的竞争力；政府帮企业省下几个月建设时间，是城市的竞争力。冯晓明观察，多数成熟跨国公司不会把不稳定的补贴计入长期利润，它们更看重透明、高效和可预期。上海政府追求“无事不扰，有求必应”，正是企业想要的。
当然，上海的优势也有边界。冯晓明坦言，企业往往倒算成本：项目最好放在上海，但总成本不能超过某条线。高成本无法靠补贴抵消，只能靠持续创造新价值来消化。
“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时，看重的是劳动力便宜、土地便宜；现在看重的是在这里能够获得什么价值。”冯晓明说。制造业外资的区位选择，正从“要素成本最小化”转向“综合价值最大化”。选择上海，是跨国公司竞争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。
而上海在制造上争取的，是最难的那一段：第一条线、最复杂的产品、最快的响应。当这些高难度动作在上海率先做出来、做成熟，后续的研发任务、客户合作和新增投资，也就更有理由投向上海。
对上海来说，要努力让高水平的人才、紧密协作和专业服务聚合，共同创造更大价值，把综合优势转化为企业可感知的效率、质量与回报。
高成本城市“长出”新工厂，凭借的正是这种持续创造新价值的能力。
来源：上观新闻
